主持人语：在当代社会的发展和治理机制中，美学正在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美学的当代发展首先要面对和思考“什么是当代”“什么是当代美学”等一系列重要的问题。 在第一次轴心时代，柏拉图通过“美是什么”问题的提问，论证了“美是理念”的学说。 在启蒙时代，康德通过对“人是什么”问题的提问，论证了“美是形式”的审美理论。 而当代美学或者说审美资本主义时代的当代美学问题，目前各个学科学者正在对它进行深入研究。 2020年12月19—20日，由浙江大学传媒与国际文化学院、浙大美学与批评理论研究所主办，《浙江社会科学》杂志社协办的“当代美学的论争与建设”国际学术研讨会在杭州召开。本刊刊登的三篇会议论文，从审美人类学、批判美学等角度，为我们呈现出当代美学在“形式与社会”问题上不同的提问方式和不同的研究路径。 在文化经济时代，或者说审美资本主义时代，审美形式与社会的关系已经高度复杂化和系统化， 以欧洲艺术经验为基础的、 康德式的美学大厦正在进一步瓦解和崩塌，新的美学提问方式和研究方法正在呈现一种新的“百家争鸣”格局。 我们期待本期的三篇论文可以为当代中国的文化建设和美学发展提供一些有启发的思想、理念和方法。
当代美学是一个议论纷纭的理论领域, 也是一个生机勃勃、充满活力的重要理论领域。在当代美学问题的研究中, 情感结构的相关研究占据着非常重要的位置, 这是因为情感结构是审美经验和许多文化活动的重要基础。 在中国美学界和文艺理论界, 关于中国社会情感结构的理论研究相对而言是比较薄弱的,研究方法也较为传统。 理论研究的缺乏造成的直接后果就是,中国学术界、批评界、文化管理部门和文化政策的制定部门,对中国当代社会的情感结构缺乏充分、系统、深入的认识, 在文艺政策的制定方面以及许多重大的文学创作问题上缺乏很好的预见性, 仍然处于摸着石头过河的状态, 不能很好地适应时代所提出的伟大要求。
本文提出, 可以以中国当代文学艺术作品为研究对象, 通过情感民族志研究来把握当代中国社会的情感结构,包括它的基本结构和动态轨迹。对不同社会群体、 不同民族的共同审美对象展开研究,探索中国审美现代性的理论图式,从而使美学研究获得足够的自主性, 在引领未来社会发展方面发挥积极作用, 成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文化力量。
一、情感结构与情感民族志
人类学与美学分别从各自的学科角度对某一社会“情感结构”和情感民族志展开研究，但两者之间是否有关联，如何联系起来，这方面的研究比较少，但又是研究当代社会所需要的。人类学学科自奠基人起， 已经在收集研究对象的喜怒哀乐等情感表达方面作出探索，例如马林诺夫斯基笔下的特罗布里恩岛民在仪式交往活动中呈现的兴奋与紧张。①20 世纪70年代以来，情感研究逐渐成为社会与文化人类学的一个重要领域， 学者们从各自的田野材料和理论资源出发， 阐释了不同的文化与社会机制如何塑造了情绪和情感的合适表达，以及情感表达的个体与集体意义。②罗纳尔·罗萨尔多对菲律宾伊隆戈人在仪式中的情感流露，以及自己在妻子不幸遇难后的悲伤与顿悟， 成为人类学在情感研究方面的经典之作。③而当代美学的重要理论转向就包括情感论转向。 文化批评家雷蒙德·威廉斯在《漫长的革命》等重要著作中提出了用情感结构理论来研究文学艺术， 这也是当代美学的重要方法之一。 文化批评家格罗斯伯格提出，今天的文化研究面临困境，我们处在多种文化语境叠合的现实中， 所以要把握住这个时代真实的情感结构，就变得非常困难，文化研究就陷入到这种困境中。④人类学与美学如何“联手”来研究和把握当代社会的情感结构， 是当下人文学科的研究需要，也是本文尝试探索的方向。
我们认为，在当代社会的学术语境中，在多重语境叠合、各种话语重叠的喧闹现状下，情感民族志或许可以作为一种重要的理论方法， 力求把握住我们所生活的时代真实的情感结构。阿列西·艾尔亚维奇等学者认为， 通过对情感结构的研究来开展美学和艺术的批评， 可以找到具有新的情感结构的艺术。⑤而一种新的情感结构，代表着未来，也就代表着社会的进步的方向。 通过对表征着新的情感结构的先锋派艺术的批评和分析， 我们就能够改变当代人的情感结构， 通过改变当代人的情感结构，就能够改变世界。在马克思主义的美学理论研究领域，这个情感结构的改变过程，也就是审美的革命， 这是马克思主义美学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理论问题。
我们认为，在当代美学问题的研究中，需要树立清晰的理论目标， 准确把握当代社会的情感结构，然后把握当代社会，从而把握表征未来的情感结构。 那么，用情感民族志的方法，对当代社会的情感结构问题，进行深入、具体和系统的研究，就具有理论的重要性和可行性。因此，情感结构的研究与情感民族志研究的联系十分紧密， 这既是当代美学的生长点， 可能也是人类学研究的理论生长点。
当下的民族学和人类学研究中存在严重的碎片化现象，调查案例与地方资料非常丰富，但是缺乏理论概括和提炼。 齐泽克、 雅各布森曾经争论过，对当代人文社会科学而言，田野调查与实证方法是不是有限的？雅各布森认为，田野调查和实证研究可以解决所有问题；齐泽克认为不能。我们认为， 也许哲学人类学的维度可以为民族学与人类学对当代问题的研究提供一些理论工具。
哲学人类学曾经提出过一个问题， 也许是我们这个时代很重要的问题， 即人与人之间还有没有信任，还有没有可能形成共同的信仰？回答这个问题，需要对相应时代的情感结构进行分析。情感结构的研究源自美学和文学艺术批评； 情感民族志来自人类学和民族学，它们各有优点与不足。情感结构理论的主观性较强， 很难在学理上进行充分论证， 尤其是从个体到群体的审美认知层面进行总结时，其客观性需要进一步验证。情感民族志长于对某个群体的情感表达进行追踪与剖析，例如对当下中国社会出现“嫉妒羡慕恨”这类情感表达进行微观层面的分析⑥，或者对美国铁锈带的工人缘何愤怒继而倒向保守派的怀抱作田野记录。⑦因此，情感结构与情感民族志结合，可以把理论概括与客观性的知识碎片结合起来， 来研究当代社会与时代问题。
在当代社会，时代的问题是什么？台湾学者许倬云认为，2008年美国的次贷危机， 最重要根源是人以及社会的信任出了问题。在当代艺术中，大量的艺术作品恰好表达了这种危机， 以及在危机中重建信任的可能性机制。 在当代社会，由文学、艺术组成的文化系统中， 电影是一种相当复杂的艺术类型。在科学技术的支撑下，当代电影具有很强的情感冲击力和穿透力。 因此通过对当代电影的情感民族志研究， 可以捕捉当代社会真实的情感结构。 当代电影是当代社会具有最大共同性的文化形式。 阿兰·巴迪欧提出，人类认识真理有四种方式，艺术、科学、爱和政治。⑧在当代社会中，艺术和人类学意义上的爱， 是可以在当下把握住社会生活复杂的真理性的。因此，通过对艺术的情感反映和审美认知来研究当代社会的情感结构，是有可能的和可行的。
二、当代中国的文化需求
在美学上， 通过当代艺术作品来开展的民族志研究，应该是一种行之有效的研究路径，一种通过了解当代中国社会的情感结构， 对中国当代社会的文化建设做出的自觉的努力。 传统的民族志研究是以参与观察方法为主的， 对某个研究群体在某个方面进行长期调查， 以形成对该群体的社会结构、社会组织、文化习性等的理解和阐释。 但是，美国人类学家劳拉·南德尔提出，民族志的潜力远不止于此， 它可以作为一种理论来促进知识生产以及对人类社会的整体理解。⑨人类学学科发展到当下， 也有不少学者从影像或视觉人类学角度对电影、纪录片等影像作品作分析，探讨屏幕光影后的价值观、情感空间与社会责任。⑩而大数据时代到来后， 观影数据也可以作为一种路径来对观众群体进行虚拟民族志的研究?，以此来理解观众们作出购票、 观看行为背后的社会因素与情感表达。
在当代社会，艺术成为一种共同的心理语言。新冠疫情期间，由中国音乐家谭盾创作的《武汉十二锣》由多国艺术家合作演奏，全球艺术家在线演奏同一首音乐作品， 这种全球同步音乐表演的基础，实际上是一种共同的情感表达。而在艺术表达中，当代电影又具有最大程度的共同性。在当代中国文化中，我们注意到一个现象，新上映的电影往往会形成巨大的社会性争论，例如《赵氏孤儿》《白日焰火》《芳华》《八佰》等电影作品，观众的评论两边倒，各执一词，产生了范围广泛、似乎不可调和的争论。我们认为，这种纷繁激烈的争论实际上呈现了当代中国社会的情感结构的一种现象。
雷蒙德·威廉斯认为， 从意识形态角度来看，任何文化都同时包括三种文化：一个是剩余文化，一个是主流文化，一个是未来文化。对于当代文化而言，情况实际上更为复杂，还有各种亚文化、民族文化等等。因此，任何时代都是一种多重文化叠合的语境，不同声音的表达、不同价值观的呈现，共同构成了时代的复调。在这样的时代语境中，对人类未来的思考， 离不开对当下冲突的剖析、对“众声喧哗”的阐释，需要把握真实，走出多重语境叠合的文化迷雾。 在当下，重提历史主义，通过展开连续性研究，帮助我们去探索时代在情感结构和审美关系方面的矛盾关系，从而获得对未来的追求和想象。
在文化经济时代， 符号经济塑造了生活的意义，与真实世界存在隔膜。文学艺术是一种想象性的文化系统，所以在今天马克思主义美学看来，文学艺术并不能直接达到艺术真实， 也可能是一种幻象。 当代中国的民族文化仍然处于深刻的危机中，甲午海战之后，中华民族文化出现断崖式的断裂，而这种断裂在艺术作品的欣赏和理解上，表现得特别明显。例如电影《刺客聂隐娘》，这是一个由唐传奇改编的故事。 导演侯孝贤精心拍摄的这部电影，虽然有很好的当代性，但内容和思想并不完全被当代观众所接受。
在现代化的过程中，中国文化的断裂，造成了话语的断裂和情感模式的断裂，而碎片化的存在，也是当代中国民众的生存形态， 个体化的存在形成了流动的文化基础。 以往人生漂泊与人际交流的安详状态已经不复存在了， 但当代人文社会学科对现代社会所存在的深刻文化根基， 还缺乏进一步认识。 在研究中我们注意到，悲剧人文主义，或者通过悲剧性的艺术作品所激发出来的崇高感，所获得的精神和情感的净化和升华，可能是这一个时代最重要的一种文化品格， 也是最重要的一种文化资源。如果我们这个时代要重建价值，那就需要在当代艺术和古代艺术中研究阐发悲剧人文主义的意义。
在社会现代化进程中，传统文化断裂后，不同的群体、社会共同体、民族之间出现冲突，使得这个时代成为充满悲剧和悲情的时代。 当代马克思主义美学研究涉及三个重要的领域：阶级、种族与性别。 这三个领域都是当代社会中充满着冲突的领域。中国的工业化进程、城市化进程到现在仍然还在进行，在这一过程中出现了诸多问题，需要更多理论作出阐释。因此，当下对文化自觉具有一种社会需求。人类学研究“审美的人”，强调审美经验的超越性，达到一种信仰的高度。审美经验具有最大的可传达性，共同性越大，也就越能够获得最大程度的认同，建立最大程度的审美共同体。
三、当代艺术的第四种先锋派
我们认为， 当代艺术中出现了一种应该关注的现象，即同时具有先锋性和大众性。 阿列西·艾尔亚维奇指出，第三种形态的先锋派，是一种在俄罗斯、中国以及东欧的社会主义国家出现的先锋派现象。?但是我们认为，从中国的延安时期开始，中国的艺术创作出现一种也许可以称之为“第四种形态的先锋派” 的现象， 产生了一种新的情感结构，一种新的对世界的感知和对世界的判断，在艺术形式上有了某种创新。例如延安时期的《黄河大合唱》，产生了一种新的情感结构，在音乐的技巧上也是有所创新的， 结合了中国的音乐形式和西方的音乐形式。?情感结构的先锋性、艺术技巧的先锋性，同时又具有大众性，这就是第四种形态的先锋派艺术。
从20 世纪30年代关于表现主义的论争，到当代的先锋派理论， 都从语义上对先锋派现象进行了讨论。 而我们认为，中国存在第四种先锋派，它既是先锋的又是大众的， 例如延安时期的木刻艺术、街头戏剧和“山药蛋”文学等，都得到了大众的喜爱，但同时又具有革命的先锋性。事实上我们可以找到诸多例子，例如《黄河大合唱》，它既是先锋性的又是大众性的。?我们团队研究了很多当代电影，例如《地久天长》《战狼》《南方车站的聚会》等，它们代表着一种“最现代的思想”，用某种艺术的形式表征出来。?但是，此前对先锋派作品的研究， 大多集中在对艺术作品的内容或艺术表达方面进行阐释，比较缺乏以实证研究为基础的成果。
当代艺术创作门类广泛，创作实践众多，本文不一一阐述， 仅从田野调查或者从实证研究的角度上来看，电影可能更具有大众性和广泛性。中国当代文化的一个重要现象是， 每一部新电影上映后，往往出现各种各样的争论，因此可以通过对当代中国电影的情感民族志研究，来研究当代美学，或者说当代社会的情感结构。具体地说，研究当代中国社会的情感结构， 通过对一个客观对象的连续、多角度的研究和田野调查工作，来把握住这个对象的本质性存在。关于审美现象和审美经验，那种抽象的、永恒不变的本质，在今天是不存在了，被解构主义解构了。 但是，具体的真理性、具体的真实性， 也就是马克思通过他的政治经济学研究所强调的使用价值是存在的，是确定性的。任何一个艺术品，任何一种人与人之间的交流，在当代社会都显得特别重要。 对于个体与使用价值的交流而言，可以是符号层面的交流，也可以是具体的、丰富的、真实的情感交流，以及通过艺术作品而实现对现实生活关系的把握。
美学和文艺研究具有确定性和不确定性的矛盾。 因为审美和情感、想象相联系，首先它的存在状态就是不确定的。 那么审美或者说审美经验到底有没有确定性？ 这是当代情感民族志要研究的重要问题。就是说情感结构有没有确定性，有没有本质属性？一些情感人类学的学者认为，情感就是不确定的。 我们认为，在历史地发展的社会中，问题不是这么简单。马克思主义美学认为，在一定的时空中， 在一定的历史阶段， 在一定的社会结构中，情感结构是确定的。 因此，我们就是在不确定性中去研究它的相对确定性。 如果在这样一个时代，人与人之间、人与社会之间不再具有确定性，一切神圣的东西，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那么人与人之间相互信任的基础，就成为问题了；人类要建立的信仰，或许就不再可能。在所有神圣性的东西都被解构、都烟消云散的时代，努力寻找确定性、寻找审美和文学艺术的某种本质属性，就显得更加重要。
四、具体的研究方法
当代人类学和民族学有一个都市化转向。 传统的人类学研究主要以小型社会为研究对象，呈现该群体在微观层面的日常生活、交流交往，这也是非常重要的。但如果不对都市化社会，不对当代都市化的人群及其存在方式和情感结构做出研究，事实上就不可能对当代社会做出正确的判断。在“芝加哥学派”以后，人类学家对都市环境中群体之间交往互动进行追踪，不乏经典作品，亦在学术界以外产生了巨大影响。?在当代文化语境中，即使研究小型社会， 也不可避免涉及都市化和现代化的问题， 因为小型社会的成员也要面对现代化的问题， 例如当代中国的乡村建设就是嵌入到中国社会变革的时代背景之中， 偏远山区的少数民族社群也在接受电视、手机等现代媒体/介的冲击，传统文化面对着重塑与传承的挑战。?在这样一个都市化转向的语境中， 对电影艺术进行民族志研究，可以较好地理解观众的具体感受，以及社会不同群体对它的看法。
当代中国电影也许是研究动态的情感结构的一个良好文本。在当代文化系统中，电影的生产者和消费者都在流动，剧本的设计、导演的拍摄、演员的表演、后期制作等等，存在着精神和情感流动的微妙状态。将民族志方法引入当代电影研究，可以关注人们如何借助物质载体与影片内容互动，如何形成自己的观点与想法， 如何与他人交流，这些观点与想法又如何通过社群文化传播。?而观众又如汪洋大海一般， 个体背景存在着极大的差异，个人观点也是在流动的。在对当代情感民族志的分析上，大数据对于性别、年龄等有了基本的统计，例如二三线城市的青年观众事实上是电影观众的主要构成，也是电影票房市场的主力。?通过情感民族志来分析和把握当代社会复杂的情感结构，可以对当代电影进行深度阐释， 并且以此为基础进一步研究当代审美形式与社会生活的复杂关系。
关于当代社会的社会关系和审美关系，阿兰·巴迪欧提出了哲学认知， 我们则提出了情感结构基本维度的理论构想（如图一）。?对于这个结构关系的研究和深入阐释， 我们认为是当代中国美学研究在情感民族志方面拓展的一个重要基础。
图一 当代中国社会情感结构的基本维度
近年来，我们团队结合人类学和民族学的方法开展了一些研究工作。 首先，我们在确定研讨的电影后， 会广泛收集和分享对该电影的网络评价，包括主创人员言论、广告用语等等。然后，我们开展多学科对该影片的自由讨论和辩论，在条件允许时邀请主创团队参加，邀请社会不同阶层人员参加观影和讨论， 偶尔采用多地多团队同时研讨的方式进行。在此基础上，我们整理文字资料，用于发表和进一步研究。 同时，用民族志材料与艺术批评和美学分析互相参照，进行复杂研究和电影文本深描式解读，最终形成关于中国当代情感结构的理论判断。
目前为止， 我们把已经发表的文章和讨论稿收集，出版了《当我们在谈电影的时候，我们在谈什么》一书。但是，这只是我们团队目前为止的初步探索。 我们希望今后在学理和具体研究方法上有进一步的探索，用人类学、民族学的方法对当代电影和当代文学艺术进行情感民族志研究， 在系列研究的基础上， 对当代中国社会的情感结构进行阐释， 提炼当代中国社会的情感结构。 我们认为，对于当代美学的建设和发展而言，我们不仅需要实证研究，也需要理论自觉，不再仅仅借助西方的理论阐述中国电影和中国当代文艺作品， 而是通过我们的研究工作， 从复杂的当代中国社会现象和艺术作品中提炼概括审美关系， 包括其中的矛盾关系， 在对具体审美关系和审美意义的研究中，进行理论概括。
五、初步的结论
美学研究和文学艺术研究长期关注情感研究，自雷蒙德·威廉斯的“情感结构”理论提出以来， 情感结构的研究在当代美学研究中成为一种重要的方法， 是意识形态理论与精神分析理论的结合。 但是，在当代马克思主义的三个问题域（阶级、种族和性别）出现许多新的现象，欧洲和美国的种族问题和民族问题频频爆发， 在中国当代文学艺术的研究中，理论分歧层出不穷，论争不断，审美研究的理论需要一种新的方法和理论来探索理解的共同性、可能性与途径等问题。 虽然“情感结构”理论有一定的局限，缺乏历史性，也缺乏实证性，但是有很强的现实解释力，因此，有必要引入民族志的研究方法， 以达到研究复杂问题以及情感结构的历史性的目的。
由于研究对象的复杂性和涉及问题的深刻性，以当代中国文艺作品为例，通过人类学和民族学的方法研究当代中国社会的情感结构， 是一种研究方法的创新和理论上的进步。 本项研究的理论意义在于， 探索当代中国社会情感结构的复杂性以及中国文化价值链重建的可能性， 回应现实问题，尝试构建中国当代艺术批评的理论体系，推动审美人类学的研究向前发展， 使美学研究服务于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注释：
①马林诺夫斯基：《西太平洋的航海者》，梁永佳、李绍明译，高丙中校，华夏出版社2001年版。
②周泓：《人类学的情绪与情感研究》，《宗教信仰与民族文化》2019年第十三辑，第3～14 页。
③Renato Rosaldo， The Day of Shelly’s Death： The Poetry and Ethnography of Grief， Duke University Press，2013.
④郑以然：《文化研究的政治、语境与复杂性——劳伦斯·格罗斯伯格教授访谈录》，《文艺研究》2016年第8 期。
⑤?Ale? Erjavec ed.， Aesthetic Revolutions and Twentieth -Century Avant -Garde University Press， 2015.
⑥张慧：《嫉妒羡慕恨——一个关于财富观的人类学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年版。
⑦Katherine J.Cramer， The Politics of Resentment：Rural Consciousness in Wisconsin and the Rise of Scott Walker，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16.
⑧阿兰·巴迪欧：《爱的多重奏》，邓刚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
⑨Laura Nader， Ethnography as ： Journal of Ethnographic Theory， 2011， 1（1）： 211～219.
⑩朱靖江：《在野与守望：以影视人类学视角反思少数民族影视创作》，《上海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3 期。
?聂伟、杜梁：《电影大数据测绘与“小镇青年”的虚拟民族志》，《学术论坛》2020年第4 期。
?王杰、王真：《中国悲剧人文主义的核心观念及其当代意义——为纪念冼星海 《黄河大合唱》 创作80 周年而作》，《湖北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3 期。
?王杰、王真：《“最现代的思想”：中国现代悲剧观念的研究方法问题》，《学习与探索》2019年第11 期。
?王杰、王真：《当代中国时尚中的民族精神问题——以两部当代电影〈刺客聂隐娘〉和〈战狼2〉的社会反应为例》，《扬州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19年第3 期。
?Ulf Hannerz， Exploring the City： Inquiries toward an Urban Anthropology，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3.
?吴飞：《火塘·教堂·电视：一个少数民族社区的社会传播网络研究》，光明日报出版社2008年版。
?彭流萤：《虚拟民族志作为电影研究方法的引入》，《电影艺术》2020年第1 期。
?聂伟、杜梁：《电影大数据测绘与“小镇青年”的虚拟民族志》，《学术论坛》2020年第4 期。
?王杰、王真：《新科技时代的美学革命与价值重建》，《文艺争鸣》2020年第4 期。
史晓林、王真编：《当我们谈论电影时，我们在谈什么》，上海人民出版社2020年版。
主持人语：在当代社会的发展和治理机制中，美学正在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美学的当代发展首先要面对和思考“什么是当代”“什么是当代美学”等一系列重要的问题。 在第一次轴心时代，柏拉图通过“美是什么”问题的提问，论证了“美是理念”的学说。 在启蒙时代，康德通过对“人是什么”问题的提问，论证了“美是形式”的审美理论。 而当代美学或者说审美资本主义时代的当代美学问题，目前各个学科学者正在对它进行深入研究。 2020年12月19—20日，由浙江大学传媒与国际文化学院、浙大美学与批评理论研究所主办，《浙江社会科学》杂志社协办的“当代美学的论争与建设”国际学术研讨会在杭州召开。本刊刊登的三篇会议论文，从审美人类学、批判美学等角度，为我们呈现出当代美学在“形式与社会”问题上不同的提问方式和不同的研究路径。 在文化经济时代，或者说审美资本主义时代，审美形式与社会的关系已经高度复杂化和系统化， 以欧洲艺术经验为基础的、 康德式的美学大厦正在进一步瓦解和崩塌，新的美学提问方式和研究方法正在呈现一种新的“百家争鸣”格局。 我们期待本期的三篇论文可以为当代中国的文化建设和美学发展提供一些有启发的思想、理念和方法。
文章来源：当代教研论丛 网址: http://ddjylc.400nongye.com/lunwen/itemid-42309.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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